泰康研究院：产业脱钩无需近忧 科研教育需有远虑

从FDI层面看，我国制造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早在多年前就开始降低。2009年以后我国制造业FDI多年负增长，只在个别经济状况较好的年份有所回弹。某种程度上，发达国家并不只是对中国脱钩，而是对全球投资的萎缩。

本次疫情暴露了部分发达国家在战略物资储备上的短板，加之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制造业智能化水平上升，预计发达国家有将相关产业链有迁出中国的需求。但由于疫情导致宏观经济明显下行，跨国企业势必收缩投资，因此短期内产业大面积转移难度也加大。长期看，低端制造业从我国的转移不可避免，我们要留下的是具有较大发展潜力，能对国内产业链的形成起到拉动作用的重要战略性新兴行业。

技术脱钩敏感性要大于产业脱钩。技术脱钩下，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容易被扼住咽喉。但是中国目前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上占据1/4的价值贡献，技术封锁、中间品断供也会反噬全球，造成全球产出缺口。中短期内大面积产业转移并不现实，东盟国家承接能力有限。

经济民族主义加深了国与国的误解，导致全球产业链面临挑战。教育和科研决定了长期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能否获得高附加值的比较优势。虽然短期内政治因素对产业链会造成一定扰动，但长期来看，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是由其比较优势所决定的。

近期疫情全球化爆发，许多重要产品的全球化生产受到了重创，美日等国纷纷出台政策鼓励本国制造业回流。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日本经济刺激计划细节公布，拨款扶持日本企业从中国撤离。此外也有媒体报道，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接受采访表示，美方鼓励美国公司回流，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以抵税。

一时间疫情给产业链的全球化蒙上阴影，“逆全球化”与“去中国化”的舆论甚嚣尘上。过去在中美贸易摩擦进程中技术脱钩引发人们关注，现在因为疫情又引发产业脱钩的讨论。本文将从外商投资、产业链等视角切入，分析疫情下的各国制造业回流、产业脱钩与技术脱钩的可能性。

01

FDI层面对海外的依赖度早在多年前就开始下降

1. 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增速步入下行通道，欧美日韩等国投资占比逐年下降

历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长，201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是1349亿美元，这一额度约占当年GDP的1%。从外商投资行业分布来看(如下图)，早期外资投资我国最多为制造业，目前制造业在总FDI中占比近1/3，其他占比较多的行业为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

相比于其他产业，制造业是各国政府鼓励回流的重点行业，涉及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因此我们将主要聚焦于制造业上。2018年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为412亿美元，但是其增速自21世纪初以来已步入下行的区间，2009年以后多年负增长，只在个别经济状况较好的年份有所回弹。图表1的红色曲线表示制造业FDI的增速，该数据在金融危机后持续负增长了将近10年，只在2018年才重新回归正值。

多年来随着FDI资金一起进入中国的还有先进的管理经验、重大技术，这些要素在20年前对我国作用很大。但随着我国产业自身的积累，管理经验和技术不断完善，以及FDI增速的放缓，现在FDI带来附加值的边际效用也越来越低了。何况，核心技术对中国的出口是封锁的，要想在技术上有所突破还得靠自己。

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来看(图表2)，香港一直是我国FDI流入最重要的地区，来自香港的资金占总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在金融危机后逐渐增加，2018年已达到2/3。经过香港流入内地的FDI，一部分来自香港本土企业，一部分为来自欧美日韩等国绕道香港的资金，还有不少为内地企业的返程投资[1]。除香港以外，每年也有不少来自避税天堂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的返程投资和国际资金流进我国。除去香港和前述群岛两个特殊地区以外，来自其他国家的资金主要是以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为主。其中美国流入外资的占比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较大下降，2018年来自美国的外商投资占我国总外商投资的2%，而这一数据在2000年时高达10%。总体来说，欧美日韩等国资金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已经多年出现减小的趋势。

2. 欧、美、日、韩对我国直接投资产业

欧洲：交通工具制造业是对中国投资的重点行业

从存量上看，欧盟对我国制造业FDI占所有行业FDI比重接近60%，目前对中国制造业FDI存量[2]规模达1051亿欧元。制造业行业中(如下图)，存量规模最大的三个行业分别为金属与机器制造、交通工具制造、石化塑料产品。从历年流量来看，欧盟对我国FDI历年波动较大，交通工具制造业一直是历年比重较大的行业。

美国：对中国制造业FDI在2012年后一直出现趋势性下降

从历年流量来看，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FDI其实在2012年达到高点后一直出现趋势性下降，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这一指标在2019年到达十多年的低点。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制造业结构在大多数年份较为均衡，近年来对汽车产业的投资力度较大。

日本：批发零售、交通工具制造是日本对我国FDI的重要行业;日本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难以对日企撤离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存量[3]上看，截至2018年日本对中国FDI为13.47万亿日元，其中制造业占65%，规模为8.79万亿日元。制造业以外，批发零售占比近1/5，是日本对中国FDI第一大行业。具体看制造业，交通工具制造、电器机械、一般机械是排名前三的行业。从流量来看，2012年后日本对中国投资出现萎缩(钓鱼岛事件有负面影响)，但2017年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FDI仍有加大的趋势。结构来看，近3年日本加大了对交通工具制造业的投资。

日本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难以对日企撤离产生实质性影响。近期日本经济刺激计划细节公布，日本政府出资2435亿日元，鼓励日资企业将生产线撤回本国或者转移到东南亚。虽然计划中没有明确说针对中国，但是在中国疫情影响日本汽车生产线以后颁布该政策，也引起国内不少讨论。日本计划出资的2435亿日元，仅占日本2018年海外制造业FDI总存量的0.35%，占日本对中国制造业FDI存量的2.8%。这一金额的比重很低，难以对日本企业撤离产生实质性影响，而日本企业在选择海外生产基地时也会考虑其他地区成本、投资环境，短期内不会轻易搬迁。

韩国：近两年韩国对中国制造业FDI绝对规模达到历史新高

韩国对中国FDI流量中制造业占据绝对地位，近30年制造业占总体金额的比值均值为82%。韩国对中国投资在亚洲金融风暴、全球金融危机都曾出现趋势性下降。与日本相似，近两年来韩国对中国制造业FDI的绝对规模达到历史新高。

3.FDI层面的“脱钩”早在多年前就慢慢开始了，发达国家并不只是对中国脱钩，而是对全球投资的萎缩

我国制造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不断降低，内生发展动力强大。我们用外商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占总制造业投资的比重衡量中国对外资的依赖。这一数值在20世纪末时接近60%高位，近20年来出现趋势性下降，即使是加入世贸组织时，也只是短暂小幅回升，目前该比重仅有1.3%。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内生动力不容忽视。虽然目前总体来看，FDI占总制造业投资比重很低，未来似乎不会对我国制造业有很大影响，但是仍会从产业链的结构上对我国的制造业产生影响，这一影响我们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讨论。

“脱钩”早在多年前就慢慢开始了，近年因为贸易摩擦和疫情扰动而甚嚣尘上。我们从海外发达经济体角度出发，用发达国家投向中国FDI占其总FDI的比重衡量他们资金投向的变化。从流量上看，除日本稍微稳定以外，德国、法国、韩国的资金投向中国的顶峰发生在2013年左右，美国和英国投向中国的比重本来就极低，近年来甚至出现回流(撤资)。从存量来看，韩国投向中国的存量资金比重一直处于下行通道，日本和德国对中国的投资比重也出现稳中有小幅下滑的趋势，而英、美、法在中国的存量投资只是其海外投资很小的部分，不足2%。从外商投资角度看脱钩，也没有太大的空间了。

发达国家目前并不只是对中国脱钩，而是对全球投资的萎缩。我们用FDI强度(即FDI/GDP)衡量一国对外投资的强弱(如下图)。除日、韩对外投资强度还比较稳定，欧美国家的对外投资强度都在缓慢下降的通道。并且这几大国家(除法国)在2018年都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这一趋势是针对全球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单单针对在中国。所谓“脱钩”背后的本质是发达国家的投资需求萎缩。

02

短期内制造业产业难转移，长期要重点关注战略新兴领域

在上述背景下，短期内中国产业链和全球脱钩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认为，当前一些国家存在转移产业链的客观需求，但疫情的影响使得跨国企业不得不收缩战线，减少投资，因此短期内大面积脱钩的概率不大。从长期看，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不可避免;但我们要着力留下的是具有较大发展潜力，能对国内产业链的形成起到拉动作用的重要战略性新兴行业。

1、在当前背景下，一些国家存在转移产业链的客观需求。

这些国家转移产业链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疫情暴露出部分国家将制造业产业链全部转移之后，部分战略物资的生产过度依赖中国。以美国为例，美国针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建立了国家应急药物储备体系。但其初衷是为了防范911恐怖袭击之后在美国一度较为常见的生物恐怖病原体，如炭疽等，在应对大型传染性疾病上准备不足。本次疫情也暴露出美国国家储备在口罩、呼吸机等关键物资上的明显短板。一些欧洲国家如英国、意大利等也出现了同样问题。因此疫情结束后，我们预计这些国家从国家安全角度，会将口罩、呼吸机、原料药等物品纳入战略储备，并试图减少对中国依赖。从而导致相关产业链的转移。

中美贸易摩擦等地缘政治问题使得在华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的信心受到冲击，使其不得不考虑减少投资。中国美国商会(AmChamChina)[4]的一项针对其900个会员企业的调查显示，中美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在华美国企业减少投资最重要的因素。排名第二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这也和中美关系紧张，导致中国进出口受到明显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政治因素当前成为了影响企业在华投资的最重要考量。

从微观角度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削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成本优势正在减弱。上述调查数据显示，除中美关系不确定性等宏观因素外，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微观层面上导致美国跨国企业减少对华投资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全球范围内制造业自动化的趋势也在持续推进。使用机器人的成本低于人力，这在发达国家体现的较为明显，因此这一趋势给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的回流创造了必要条件。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全球制造业机器人采用程度最高的是新加坡，每万人安装机器人的数量为831个。韩国、德国、日本、美国等传统制造业强国的自动化率也相对较高。近年来中国制造业自动化程度快速提升，但目前每万人安装机器人的数量仅为140个，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这一背景下，制造业的自动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达国家面临的成本劣势，降低了产业链转移的难度。

2. 从现实情况看，具有产业转移意愿的企业占比不高，大部分企业仍愿意留在国内

尽管部分产业存在一定的产业转移需求，但从整体情况看，已经开始转移或打算从中国转移企业占比并不高，中国外资的基本盘是稳固的。以美国为例，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打算或已经着手将产业从中国转移的美国企业仅占比17%，没有相关打算的企业占比达83%。并且，不打算进行产业转移的美国企业占比在过去三年还有所上升。这充分说明，虽然贸易战等因素对中国的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大多数美国企业仍是理性决策的，中国近年来在营商环境上的改善让绝大多数美国企业选择继续留在国内。

3、疫情背景下，产业链转移的难度短期明显上升

从当前来看，疫情持续背景下，大量产业的转移短期内难以实现。这是因为疫情导致的经济骤停对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产生了明显影响。跨国企业短期内不具备大幅投资，转移产业链的能力。

企业的海外投资需要良好的宏观环境作为基础，然而，疫情的冲击使得全球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GDP增速都将明显下滑。IMF最新预测显示，疫情将会导致美国GDP在2020年增速下降至-5.9%，德国-7%，法国-7.2%，英国-6.5%，日本-5.2%。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下，企业必将收缩投资，减少支出，CAPEX可能会明显下行。我们将各国GDP和制造业上市企业CAPEX的历史数据进行回归，然后基于IMF最新的GDP预测，得到上述国家上市企业今年CAPEX的增速的预测值，分别为美国-24.2%，德国-29.2%，法国-42.5%，英国-32.3%，日本-21.4%。可以看出，主要发达经济的制造业上市企业CAPEX都将出现明显的下降。

企业的CAPEX和投资密切相关。作为投资的微观主体，企业的投资的下降将会导致国内投资下降，最终影响对外投资。从历史数据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上市企业CAPEX和国内投资额正相关，也和FDI存在密切关系。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的背景下，未来1-2年，主要经济体的上市企业都将经历一个收缩投资，休养生息的过程，宏观条件不允许这些企业大规模转移并在新的目的地重新投资。因此，短期内全球产业链并不会从中国大规模撤离。摩根斯坦利此前针对客户的调研也表明，跨国企业在疫情前曾有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的意向，但当前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4、部分低端制造业的转移难以避免，我们需留下重要战略性新兴行业

最后，对中国制造业而言，长期来看，部分低端制造业的转移可能难以避免，我们要留下的是具有较大发展潜力，能对国内产业链的形成起到拉动作用的重要战略性新兴行业。对于当前中国而言，要想进一步获得增长潜力，就要向制造业产业链的更高端迈进，因此对于那些已经转移，或者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适当转走，中国需要引入并培育那些具有较大发展潜力，能对国内产业链的形成起到拉动作用的重要战略性新兴行业，例如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设备等。这些行业的引进和建立将不仅仅是局限于行业本身，而是会形成一个围绕核心产业的一整个产业链集群，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苹果手机的引入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功案例。苹果手机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国内手机厂商一直处于模仿阶段，当时国产手机给消费者的主要印象就是“低端”、“山寨”。然而苹果手机引入中国之后，取得了巨大商业成功。我国也诞生了一大批苹果产品的供应商，相关产业获得巨大成长空间。同时，国内的手机厂商也获得了巨大的榜样力量，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经过10年努力，我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以华为、小米、VIVO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国产厂商，建设成了强大的消费电子产业，我国也在消费电子产业也完成了从低技术向高技术，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型。

当前，新能源汽车是具有重要前景的高端制造业，类似产业将是我国下一步引入并培育的重点。目前特斯拉已在中国建厂并量产，这是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产业引入，其带来的鲶鱼效应也将会不断放大，这对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如电池、电机、充电桩、操作系统等领域的发展，以及国产厂商完善自身技术水平，提升产品竞争力等都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于具有汽车产业基础的长三角，武汉等地，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也将给这些地区带来全新的发展空间。

03

“技术脱钩”可能扼住中国部分产业咽喉

前文对近几年脱钩的形势进行了回顾，无论是外商投资的减少还是产业链的转移，都是产业脱钩。产业脱钩过程较慢，在这一进程中我国有充分的时间去应对和提升产业能力，因此影响某种程度可控。除产业脱钩以外，还有技术脱钩。即有关国家中短期切断或封锁其核心产业和核心产品的供应，造成我国产业链的断供，那么可能会对我国影响较大。本部分将从投入产出表和价值链的角度，分析我国产业链上依靠海外的关键环节以及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地位，进一步判断两种脱钩对中国和世界的潜在影响。最后将从价值角度定量衡量东南亚国家的承接能力，对大面积产业脱钩的可能性进行判断。

1、我国产业链依靠海外的关键环节：电子、汽车行业

中国处于全球加工的终端，中国从世界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生产成最终品。因此中国的产品产出中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贡献。我们根据2015年版本[5]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增加值中来自海外的贡献，如下图表示各个行业每100元的产品增加值中来自海外的部分(图中未画出来自中国自身的部分)。以电子产品为例，100元增加值中有37元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台湾贡献7.9元，韩国贡献9.2元。

从产业角度看，电子设备和计算机、交通工具制造(主要是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制造三大产业是海外国家增加值贡献较多产业，我国自身增加值贡献偏低。这些产业的产业链较长，生产全球化程度高。而且电子、汽车产业链上一些重要配件(如芯片)和核心技术(发动机、变速箱、电池技术)主要集中在美欧日韩甚至中国台湾，一旦发生贸易摩擦、全球疫情甚至局部武装冲突，相关产品和技术封锁、断供将会对我国产业影响重大。以芯片为例，中国的芯片产业以封装、封测、设计为主，只是半导体大生态里的几个环节。在中国较为薄弱的加工环节，10纳米以下的工艺除台积电以外几乎没有可替代的厂商。总体来说目前中国目前手机芯片能实现大部分自给，但是基站芯片等通用芯片的自给率仍然较低。

从国家角度看，电子产业链上台湾、韩国和美国是重要的中间品提供国，交通工具和机械产业中的德国、美国、日本是重要的中间品提供国。这些国家中，中日关系在钓鱼岛事件后有恶化趋势(但近年来有回暖态势)，中美关系近年来也逐渐紧张。而且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中兴和华为的打击已经对我国相关产业出现了“卡脖子”先例。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相关产业更应攻克核心技术，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国产替代”的步伐。

2、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中国加速全球产业链价值分配变化，脱钩也会反噬世界

从全球的产业链来看，由于全球产业链的精细分工，一件产品的增加值将来自各个国家。但是实际上，价值的分配可能是不均衡的，高附加值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我们构建一个指标，反映全球产业链价值分配的集中程度。我们将某个产业链上各国增加值的权重求取方差，再得到历年数据列出时间序列，最后对时间序列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这一指标走高，说明附加值呈现“集中化”的变化趋势。

产业链价值的分配在金融危机以后发生了变化。下图反映的是我们构建的产业链价值分配集中度指标的变化。有趣的是，大多数制造业出现方差(离散程度)先降后升的趋势。换句话说，这些产业链价值的分配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边际上集中化。

为了继续探寻全球产业链上价值的流向，我们以制造业整体为例，观察各国在产业链上的增加值比重的变化。2005年时，全球制造业每100元产出中，有73元来自OECD国家，9元来自中国，6元来自除中国外的金砖四国，5元来自印度和东盟5国。而接下来十年间，OECD国家的比重不断降低，中国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同为重要发展中国家的金砖四国和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的东南亚几国似乎在价值链上有所停滞。这一变化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上文集中度的变化，即中国制造的崛起、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加速了产业链价值分配向中国倾斜的事实。而这一格局变化的根本，是通过比较优势而来的。

价值的变化也体现出中国在全球制造日益重要的地位，上图数据显示全球制造业每100元产出中，有25元来自中国，53元来自OECD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中美国占17元。中国以一国之力占全球制造业1/4的地位。一旦中国与一些国家发生脱钩(不论是产业脱钩还是技术脱钩)，反过来也会反噬对方国家。他们中断对中国技术和中间品的提供，必会造成全世界的产出缺口，同时他们难以在短期建立起像中国一样的完整产业链，也难以在其他地区寻找能承受如此庞大生产体量的替代国，因此从全球的角度看，脱钩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虽然短期内脱钩并不现实，但是突发的技术封锁和产品断供仍会带来诸多潜在的威胁，我国仍需警惕。摆脱进口依赖程度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国产自主可控势在必行。国产替代和自主创新将是中国近期和未来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这一途径不仅是提高自身产业竞争力，也在为潜在的脱钩做准备。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背负重任，需要打破外商垄断，加大科研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科研人员待遇，走出一条创新发展、科技强国之路。

3、中短期内大面积产业转移并不现实，东盟国家承接能力有限，印度可能是潜在威胁

从东南亚国家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看，印度是最大的潜在“威胁”，东盟五国仅能有限承接我国产业转移。在极端情况下，假设我国产业链中涉及出口的部分全部转移，我们测算了东盟五国的承接能力。我们用一个行业出口对中国国内的增加值(Domestic Value Added， DVA)比上某国的总体工业增加值，如果这一比值对于单个行业而言都大于20%，那么我们则认为该国难以承受中国转移的产业。比如我国计算机电子产品业的出口如果全部转移至越南，将会占到越南工业总产值的近60%，可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如果把我国的出口相关产业链都转移至越南，其规模将会是越南总体工业产值的2.5倍、菲律宾的2倍，马来西亚的1.5倍、泰国的1倍，对他们来说都是庞然大物。相对于东盟五国，印度因其经济规模具有优势，相对来说具备承接能力。今天的印度几乎拥有1979年时的中国所有的优点——人多、工业不发达、渴望强大、热衷新事物、薄弱的军事投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具备与美国相似的价值观。它是一个中国最好的替代者。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未来，短期内印度和东盟五国难以快速扩大投资承接产业转移。东盟和印度能否复制中国过去三十年投资高速增长支撑产业快速发展的奇迹，取决于投资能否获得有效支撑。而国内投资由储蓄状况决定，但当前东盟和印度储蓄率较低。另外从FDI的增量来看，东盟五国和印度也与中国存在不小差距。2018年东盟五国平均储蓄率为28.8%，印度储蓄率为29.1%，不仅低于中国44.6%的水平，也低于韩国和台湾34.9%和33.0%的水平，虽然高于日本27.9%的水平，但同样低于日本峰值时期80年代末33.5%的水平。东盟和印度储蓄率相对于中国、韩国、台湾以及峰值时期日本水平较低，这决定东盟和印度投资增速难以复制上述地区高速追赶情况，因而产业发展和承接速度或难以复制上述经济体的高速状况。

东盟五国总体上人口年轻程度优于中国，但工人工作效率、基础设施以及社会稳定性难敌中国。东盟五国可以利用土地面积相当于中国可利用面积的45%。除泰国外，人口年龄结构均比中国强，越南和中国2001年人口结构相似，老挝和中国1982年人口结构相似。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在职业教育和熟练工人获得程度要优于中国，但工作时间短于中国。中国基础设施水平要优于东盟五国，其中铁路、公路、水运、饮水安全、人均电力转机容量，宽带普及率等有明显优势。在犯罪率、警察可靠性、腐败指数、解决争端的法律效率等社会稳定方面，中国亦有优势。另外，中国劳动力成本和税负基本上高于东盟五国，但其他投资成本仍较低，具有相对优势。中国用电成本和用水成本低于大部分东盟国家，用电成本相当于菲律宾的86%、泰国的75%和越南的65%，中国用水成本相当于马来西亚的94%、印尼的90%、泰国的60%、越南的59%和菲律宾的50%;土地成本方面，中国平均工业用地成本为66.5美元/平方米，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与中国相当，而中国地价明显低于越南、印尼、老挝、泰国，相当于它们的20%-70%。中国人工成本达到807美元/月，明显高于东盟八国，马来西亚为594美元/月，缅甸仅为112美元/月。中国企业税费负担与企业利润比重达65%，而东盟五国明显低于中国，外资在华投资一般是15%税率，但东盟五国一般都有2-15年的免税期。

总体而言，东南亚主要是劳动成本和税负成本方面相对中国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其他方面难言优势，甚至处于劣势状态。这说明人工成本和税负成本较高的行业或转移的动力较强，但也受制于供应链的长短，上游供应链越长的企业，转移的难度越大。短期内人工和税负成本较高，而上游产业链个数较少的行业为皮革制品、纺织服装、纺织业，这几个行业转移的可能性靠前。长期来看，印度虽然具备承接中国产业链的能力，但是美国恐怕也会担心扶植起来第二个“中国”。

04

产业链脱钩的深层背景及展望

上述分析表明，从短期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依然较为重要，并不会轻易被替代。但当前产业链脱钩的讨论，其实背后蕴含着部分发达国家对于全球化情况现状的不满以及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值得我们注意。

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广泛蔓延。G20的主要国家的政党的施政纲领都出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倾向，表现为更多的贸易限制，对国内产业的重点扶持、以及对现有全球多边治理框架的排斥等等。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整体水平弱于发展中国家，但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增长更为迅猛，二者的差距已经明显收窄。此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在金融危机之后都比金融危机前更加倾向经济民族主义。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逆全球化浪潮，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经济民族主义浪潮持续兴起的背景下出现的。

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会加深不同国家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这从某种程度上会加深误解，增加了全球产业链的不稳定性。以信息通信行业为例，中美双方在产业链上本来有着密切的交流，但近年来随着中美紧张程度上升，中国企业加速了国产替代的步伐，试图摆脱在产业链上对美国企业的依赖。这本来是中国企业应对美国打击的自保举措。但美国却认为中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企业商会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国产替代计划是典型的逆全球化举措，损害了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政府为了遏制这一趋势，采取了加征关税等一系列举措，但这不仅没能让中国减缓这一趋势，反而使其进一步加速了国产替代的脚步。然而，贸易战没有赢家，在这篇报告中，美方也不得不承认，加征关税的举措不仅伤害了中国企业，也对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造成了伤害。由于更高关税导致的投资、贸易以及就业的减少，美国经济5年内的损失额预计在890亿美元至1250亿美元之间。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客观看待国内制造业的现状。在疫情期间，很多国外连口罩和相关防疫设备都生产不了，这让很大部分国人认为欧美不行了，关键时期还是中国强大，自信心可谓无限膨胀。不过从中央的表态来看，还是很清醒的，只是民间太狂热了。当前全球制造业已经基本形成了四级梯队的发展格局。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包括德国、英国、法国等欧盟国家和日本;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中国就在其中;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非洲、拉美等国。工信部部长苗圩说，中国制造其实还不像想象中那样强大(我们在前文也用具体的数据举证，在关键领域内我国的高端行业的制造还非常依赖欧美日等制造业发达国家)，西方工业也没有衰退到要依赖中国，我们的制造业严格来说还没有升级。在全球制造业的四个梯队中，中国还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根本性的改变，要想成为制造业强国，至少还需要再努力30年。作为主管制造业的中央官员，苗圩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国家的认知。

教育和科研决定了长期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能否获得高附加值的比较优势。美国作为全球创新中心是来自于其强大的教育体系，美国的大学汇聚了全球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全球最顶尖的20所大学，按科学贡献计算，美国占了17所;而中国的顶尖学府清华大学仅仅排在600位左右。不仅如此，全球十大顶尖科技公司，美国就占据了8家。而日本在全球大学排行榜和对世界科学贡献度上，日本大学仅次于英美，在材料科学和尖端机器人领域，日本都拥有巨大的科研实力。法国巴黎同样拥有许多全球知名的大学，是典型的精英式教育模式，法国拥有5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0多名菲尔兹奖获得者，在关键科技领域，法国都居于世界前列。德国也拥有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高于法国和日本。综上，在中国制造大国崛起的同时，我们要理性的面对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想，要高瞻远瞩;做，要脚踏实地。

整体上看，尽管短期而言，中国的产业链面临种种这样或者那样的挑战。但归根结底，从长期来看，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是由其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其中包括技术在内的各类要素成本，以及营商环境等多种因素。因此我们坚定相信，产业链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会遭遇波澜，但全球经济始终会朝着分工更加细致，效率更高的方向发展，这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过去40年，中国是全球化的优势方、受益者。未来若要进一步保持这一优势，就需要中国进一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从中长期看，当下一轮全球投资热潮来临时，我们能否保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继续成为全球主要投资目的国，将会是我们能否进一步巩固全球产业链优势地位的胜负手。而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落实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相关措施，不断释放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潜力。

注：

[1]返程投资是指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对境内开展的直接投资活动。返程投资主要受税收、土地等内外资差别待遇的影响。由于我国过去为吸引外商投资而出台许多优惠政策，部分企业采取资金先流出再流入的方式以享受政策优惠。由于官方统计没有体现返程投资大小，我们选取学者和世界组织的推测。Lardy(1995)估计中国返程投资的规模占FDI的25%。亚洲开发银行(2004)统计，中国有40%的FDI经由香港和群岛地区来自内地。世界银行(2002)认为香港流向大陆的FDI大多数是返程投资，其估计值1996年为FDI的50%，1998年为42%，1999年为40%，2000年为38%。Xiao(2004)的返程投资估计值是FDI的30-50%，其中40-60%来自于香港。由于返程投资不属于本篇研究重点，故后文分析中暂不分析香港对大陆的FDI情况。

[2]该存量规模采用在外商直接投资统计原则里的资产负债法，即净存量规模=外商直接投资资产-外商直接投资负债。该指标类似股东权益。

[3]日本汇总FDI存量的方法为流动方向法，这种方法是根据某投资相对于本国的流向统计。

[4]中国美国商会是美国在华企业的重要团体组织，目前拥有超过4000名个人会员和超过900家企业会员。

[5]由于投入产出测算有时滞，2015年投入产出表是目前能获取的最新版本。

结束语